叶嘉莹教授的一个根本性、常识性的错误
叶嘉莹教授的一个根本性、常识性的错误罗时叙
２００７年４月２２日上午中央教育电视台１套，播出的叶嘉莹教授讲课之中，她讲道（大意）：
中国古代读书人的理想是出仕，是以治国平天下为责任。陶渊明也曾经短期出仕。他可能做过刘裕的参军。刘裕虽然也为了统一中国做了努力，但他终于篡晋，而且篡晋的手法很残忍。所以陶渊明就选择了归耕，辞去了彭泽令。
叶嘉莹教授把陶渊明辞彭泽令归耕的时间，划定在刘裕篡晋之际，这是个根本性的错误，也是个常识性的错误。
“命篇曰《归去来兮》，乙巳岁十一月也。”陶渊明辞彭泽令是有他自己写的准确的年代的，即“乙巳岁”，即义熙元年（公元４０５年）。
那时，离刘裕推翻桓玄还只一年，他也没有北伐，更没有篡晋，离他派人缢死安帝，立安帝之弟司马德文为恭帝还有１３年，离他残忍地杀死恭帝还有１５年。
这里有个重要的问题，为什么东晋末年先是桓玄，继而刘裕，连连发生篡晋的激烈变革？原因之一是 封建礼制使得天生白痴司马德宗当了皇帝，民族人格和国家人格已经是十分畸形、十分断裂了。可以说，东晋末年改朝换代是历史规律的一种必然。
也不能认为皇帝永远姓司马就是一种正确的政治观、历史观。
刘裕篡晋采取的手段是残忍的。然而，刘裕的这种残忍，是因为他认定这十几年来，实际上他掌握了东晋王朝最高权力的执政实践证明，只有他才能当皇帝，只有禅代才能稳定政治局势，发展社会生产力。刘裕的这种残忍，又是中国封建社会的政治机制所决定的。
如果因为刘裕改朝换代的手段残忍，而从总体上否定了刘裕在中国封建社会进程中的功绩；那么，数千年的中国历史上就没有几个帝王将相能够被肯定了。
那么，陶渊明对于司马德宗这样的天生傻瓜当皇帝竟然当了２１年皇帝，又有何耻辱感呢？又有何批判意识呢？现存的陶渊明诗文及史料没有一个字。这也是陶渊明在某些时候存在着人格分裂的表现之一吧。当然，这并不妨碍他作为一个伟大的诗人。他也是人，绝对不是神。数千年的中国历史上，人格绝对完美的文化大师也没有几个吧。
叶教授在讲解陶渊明诗《饮酒》之四时，反复强调了他归耕是因为反对官场贪腐、黑暗。
他辞彭泽令的原因，他自己说得最明确的只是在《归去来兮辞》的九个字：“质性自然，非矫厉所得”，即热爱自然和放任、自由、不合官场规则的个性。把“非矫厉所得”中的“矫厉”，简单、单一地解读“贪腐”势力、黑暗官场，把陶渊明归耕的原因，简单地归结于反腐；恐怕拿不出史料和陶诗文来作证吧。其实，说陶渊明反贪腐、反官场黑暗如何如何，大抵是后人推断的。
正如叶教授也引用了陶渊明《与子俨等疏》所言“性刚才拙，与物多忤”。大概是晚年，他终于承认自己才能不足。联系到他年轻时的“猛志”（政治理想），他曾追随桓玄，或可能追随刘裕的情况看，他说“才拙”，实际上也是承认自己既缺乏政治才能，又缺乏军事才能，终于认清了自己“质性自然”，不能适应、更无驾驭才能的既存在着贪腐，又有着政治运行的自身特殊规律的官场。
其实，一味地、简单地把陶渊明所处的官场，说成是黑暗的、腐败的，是千年来关于陶渊明研究与传播的一个误区。２０世纪中叶，因了意识形态的偏激，几乎陶研都说陶渊明反对官场的黑暗与腐败，故而辞彭泽令。
封建社会不可能有完全排除了贪腐的官场。有作为者能够尽可能地使官场廉洁一些，官场规则明细些，从而驾驭官场，实行某些改革政治，推动社会前进若干。
试想，国家能够没有官场么？人类社会能够没有政治管理么？
这些都是基本常识。
叶教授至今还把陶渊明归耕简单地说成是反对贪腐，一味地批判他所在官场是黑暗的；这都是沿袭了陈旧的观念，都是没有深入地研究陶渊明的历史世界与价值世界而出现的颇为令人遗憾的漏洞。
叶教授是央视《百家讲坛》片头人物之一。但她出现上述根本性的错误与常识性的错误，却是令人错愕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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