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为国争光到享受自然 中国民间户外运动发展20年
时光倒流至中国人首次登顶“世界第三极”的那一年。翻开一九六0年五月二十八日《人民日报》头版，我们可以找到这样一条新闻：“中国登山队队员王富洲、贡布(藏族)、屈银华在北京时间二十五日黎明四点二十分安全登上了海拔八千八百八十二米(后测定为八千八百四十四米)的珠穆朗玛峰顶峰，在世界登山史上第一次创造了从北坡征服珠穆朗玛峰的空前成就。” 从一九六0年至今，已有近两百个中国人登顶珠峰，他们当中既有像王富洲这样的职业登山家，也有和金飞豹类似的业余爱好者。人们登顶珠峰的目的也在悄然发生变化：今天，登顶珠峰可能只是为了实现一个属于自己的梦想，但在一九六0年那个中国最困难的时期，三位登山运动员为了国家和民族的光荣，向世界最高峰发起挑战，无疑极大地鼓舞了正在“节粮度荒”中煎熬的中国人。中国民间户外运动的起步也恰恰得益于为国争光的民族情结。一九八五年，当美国著名激流探险家肯•沃伦准备漂流长江的消息传来，西南交通大学青年教师尧茂书决定，为了祖国的荣誉，赶在美国人之前首漂长江。一九八六年六月至十一月，中国长江科学考察漂流探险队、中国洛阳长江漂流探险队、中美联合长江上游漂流探险队先后搏击长江，在全长六千三百多公里的激流中完成了人类首次对长江的完整漂流。 一九八七年四月至九月，来自河南、北京、安徽等地的队员完成了五千四百六十四公里的黄河全程漂流。在这两次漂流活动中，共有十八人遇难，包括在金沙江最先殒命的尧茂书。
有人说，正是“长漂“和“黄漂”让中国民间户外运动的火焰被迅速点燃。尽管中国历史上曾出现像徐霞客这样的大旅行家，但是现代户外运动并不起源于中国，它源于十八世纪初的欧美国家，是一种把旅游、运动、文化、人际交流结合起来的活动，经过不断发展日臻成熟。随着肯•沃伦等国外探险家在中国开拓探险路线，户外运动第一次进入中国人的视线。
一九八九年六月十一日，中国首个民间登山协会——昆明登山协会在几个年轻人的倡议下成立，作为首批会员之一的叶李红女士对协会的初期活动记忆犹新：“第一次去登轿子雪山，我记得我带了一床毛毯。晚上我们用塑料布围住两棵树，搭一个简易的帐篷，睡在里面特别冷。”
二十年前，首批参与户外运动的中国人中，有不少人都有着和叶女士一样的经历，自己动手缝睡袋，用塑料布搭建简易帐篷，背军用背包……虽然装备简陋，但这丝毫不能阻挡他们探访自然的热情。
也正是在这一时期，产生了一批特立独行的中国民间探险家：刘雨田、余纯顺、杨欣，他们性格鲜明、独自为伍，或徒步长城，或穿越沙漠，或环游中国，这些名字甚至影响了一代人。
时间进入上世纪九十年代，伴随着中国的改革开放，人民的生活水平日益提高，参与民间户外运动的人不断增多，自发组织的户外运动团体也开始在很多地方出现，这是中国民间户外运动发展壮大的一个重要时期。到目前，中国已有山地户外运动俱乐部近千家。
二000年开始，中国民间户外运动进入基于网络平台的户外“驴友”时期：网络、自助、AA制、环保这些概念构成了新时代民间户外运动的主要特征。这样的形式一直持续到今天。
越来越多的户外运动参与者用自己的方式悄然改变着原有的户外观念：我们为什么要登临高山绝顶？我们为什么要漂过大江大河？答案显然不是征服，因为自然不可征服。户外探险是一门科学，安全是它的基本前提——不论是登山、探洞，还是漂流、滑雪，只有经过有针对性的学习和训练，才能提高自己在户外项目上的能力，才能登得更高，漂得更远。在青山绿水中，在极限探险中，人类不断发掘自身潜能，对自身体能和意志的不断超越才是户外运动的真正魅力所在。人们通过回归自然的方式重新认识自己。
二十年前在云南轿子雪山活动中担任领队的金飞豹，现在已经是中国户外运动赫赫有名的人物，不仅完成了七大洲最高峰登顶和南极、北极点徒步到达，还和云南地矿经济管理专家费宣一同横穿了世界第一大岛格陵兰岛，成为首次横穿此岛的中国人。“我觉得任何一个身体健康的人，只要有点钱，再有顽强的意志，都可以做到登顶珠峰。意志比钱可能更重要。”金飞豹说。
海拔八千八百四十四米的珠峰，对于普通人不再是一个遥不可及的梦想。不仅是世界最高峰，那些湍急的大江、死寂的沙漠同样对今天的户外人群有致命的吸引力。
今年五十岁的驴友花雕即将踏上穿越罗布泊的旅程，他计划用二十天的时间，徒步六百公里，创造一个属于自己的纪录。在此之前，花雕已登顶九座雪山，徒步穿越过世界最大的雅鲁藏布江大峡谷和中国四大无人区之一的阿尔金山核心无人区，并沿克里雅河线路成功完成中国人首次无后援徒步横穿塔克拉玛干沙漠，全程徒步四百公里。
今天，只身穿越罗布泊已无法制造轰动效应，它只是一些像花雕这样的“驴友”在做好充分准备的前提下愿意尝试的一次极限探险。它不再是一种民族情结，不再是一种征服，它只是人类和自然的一种沟通方式，是户外发烧友们生命里最不能缺少的组成部分。
户外，是一种生活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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