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说父爱

李八枫

　　人们说：“父爱是一座山，高大威严，父爱是一双手，抚摸着我们走过春夏秋冬。拥有了父爱，就拥有了做人的自尊，就能活出做人的伟岸”。可我的一生，恰恰所缺失的就是父爱。
　　在我清晰的记忆里，爸爸是个很不负责任的爸爸，自小到大，爸爸没有给予我任何疼爱，我和我的兄弟姊妹都是妈妈一手拉扯长大的。爸爸之所以能给于我的爱就是“棍棒和皮带”。也许爸爸施以我的爱就是与众不同吧？当然，我每次回报他的也无非就是那长长的一“跪”。大概这就是我能给予爸爸唯一的“孝”？直到我已经长大成人，有的时候我们还时常这样交换着。
　　小时候，爸爸对家庭很不负责任，大丈夫主义思想浓厚，经常打骂奴役妈妈，我很看不惯，亦有些许怨恨，尤其是他一辈子得罪了很多人，以致于成了众矢之的，文革时期，人们群起而攻之，往死里整他，也让老婆孩子在人前背后抬不起头来，为这，父子坐在一起总是谈不拢，久而久之，由不理解慢慢地竟然转化为一种怨恨。
　　爸爸五十一岁就早早故去了，算算距今已有四十个年头过去了。虽然已是时过境迁，可那一幕幕往事多咱想起来都像过电影般在我的眼前闪过。
　　而今，我已从一个意气风发且又不谐世事的少年变成一个儿孙绕膝的花甲老人，对爸爸的怨和恨，早已被流逝的时光而稀释。所沉淀下来的也只有爱。不管爸爸是不是爱我。这么多年没有爸爸可叫了，可心目中爸爸的位置一直留着呢。有时也在想，假如爸爸还活着，我们之间的多年怨恨是不是早该化解？这个家庭，应该是一个父慈子孝孙贤的大家庭吧。从而，演绎人间真爱，享受人间天伦之乐。
　　爸爸埋在故乡的小山上。每次回到故乡，第一件事就是给爸爸上坟。每到这时，心里总是有一种地不老天不荒的踏实。虽然相互不能对话，可思想却极尽开阔的辽远。也很想扑上去亲切地叫一声爸爸，找回那种生命中原始投靠的感觉。
　　
　　爸爸一生中对家庭极不负责任。用妈妈的话讲，这一辈子就是游手好闲。
　　爷爷奶奶只生了爸爸姑姑兄妹俩。到爸爸这辈上，我们家已是四世单传，所以，祖爷爷祖奶奶特别娇宠爸爸。那时候家庭经济条件好，虽算不上纨绔子弟，和一般家庭的孩子相比确是优越了很多。直到二十几岁上还肩不能担担，手不能提篮，养成一种游手好闲的恶习。爷爷奶奶去世后，爸爸着实苦了一阵子，可靠着家里仅有的房产、土地和早年些许积蓄，不用劳动，倒也维持了一阵子。
　　爸爸小的时候读了几年书，土地改革时期，被农会吸收为会员，自打土改一直到一九五七年的十年间，一直在村里当干部，几乎没参加几天农业劳动，大概是在我上学的时候起，爸爸就得了肺气肿病，因此在我的记忆中，爸爸这辈子没干过几天农活儿。
　　爸爸大丈夫主义思想严重，妈妈自结婚那天起，就成了爸爸的奴隶。一辈子奴打奴做，忠实地伺候着爸爸，稍不如意，非打即骂。在我的记忆里，妈妈总是每天早早起来，点着油灯做好早饭，然后去生产队里出工干活。中午收工，人们都回家吃饭的时候，妈妈还要到山上捡一捆干柴回来。等做好了饭刚要吃的时候，出工的笛声又响了，总是嘴嚼着饭走出家门。每到夜晚，又要守着煤油灯一针一线地给我们缝补衣裳。又当爸爸又当妈妈。而这些，爸爸非但不满足，还经常和妈妈吵架，而每次吵架都是把妈妈打得头破血流，并且还要以妈妈屈服而告终。我们姐弟几个最怕爸爸妈妈吵架，每当爸爸在家的时候，我们几个最乖，都老老实地不作声，大气都不敢出，唯恐惹爸爸生气。而妈妈也很少和爸爸说话，我们都尽量不惹他发脾气。
　　爸爸脾气忒暴躁，管教孩子从来不讲究方式方法。他的理论依据是：“棍棒出孝子”。我们虽然在生活上得不到爸爸的任何关怀，可一旦我们在外面闯了祸或做错了什么事，从来不用语言解释，也从来不吝惜他的大巴掌，更不心疼他的皮带和我们的屁股，按倒就是一顿胖揍。打够了，打累了，嗷唠一声：“跪下”，你立马就的跪下。而这长长的一跪，少则几分钟，多则几个小时，他啥时候想起来或者他啥时候高兴便啥时候让你起来。
　　
　　爸爸一辈子得罪了很多人，乡里乡亲中很多人对爸爸印象都不好，甚至个别人认为爸爸这个人很坏。爸爸早些年，在村里当干部，思想激进，爱出风头，干起工作来，左的不能再左，总是站在与大多数人对立的立场上去工作，犯了众怒，成了众矢之的。以致于在文革时期个别人公报私仇，不依不饶地往死里整他。给自己埋下祸根，一次次地自吞苦果，直到丢了身家性命。
　　由于爸爸屡屡得罪人，也屡屡被卷进政治斗争的漩涡。
　　最让我刻骨铭心的是“文化大革命”运动中，爸爸被造反派们冠以牛鬼蛇神之罪名从一九六七年到一九七零年被揪斗长达三年六个月，一直到爸爸长眠于地下，他的罪名仍被写在他的坟头上。
　　我清楚地记得，在一次武斗的现场，爸爸被五花大绑吊在会场（生产队会议室）梁坨上，会议刚刚开始，一个造反派头头一个飞脚踢在爸爸的左脸腮上，爸爸顿时口吐鲜血，一时间，人们群起而攻之。在长达两个小时的武斗中，爸爸的勉强认罪声、咳嗽声和他那歇斯底里的哀嚎声，一次次被造反派们的吼声所淹没。
　　爸爸很坚强，在三年六个月的斗争中，类似这样的武斗，大概有十几次。那时候，爸爸的肺气肿病正值高峰期，每次批斗会下来，都要吐很多的血，很长时间里，我很担心爸爸会吃不消的，唯恐他熬不过这场大劫难，每当爸爸从容地走向批斗现场，我的心就一直在颤抖，总是为他捏着一把汗。而每次他都是那么从容地面对。
　　爸爸有他自己的原则。尽管已是四面楚歌，而他除了在批斗会上勉强的认罪，生活中，从不对自己的所作所为说一声后悔。而对他的政敌越发憎恶。
　　爸爸成了牛鬼蛇神，家里人除了不被揪斗外，其政治和经济待遇和爸爸是一样的。也成了爸爸麾下的黑帮分子。
　　大概是由于爸爸的政治问题吧，本来一向学习最好的我，那年，我没考上中学。十五岁我就回乡参加了农业生产劳动。
　　年龄很小，刚下地干活儿，有些农活儿干起来确实有些力不从心，但是，每当铲田抱垄的时候，总是要顶一个人的。
　　最不公平的是“大寨评工法”，是要以阶级成分，政治地位，所谓的思想觉悟，劳动质量评定的。
　　一等工分，都是那些贫下中农且又思想先进，阶级觉悟高的人，当然，只有生产队长、贫协主任、文革组长、会计、出纳以及造反派骨干们才有资格挣得一等工分。其余人等，你就是干的再好，充其量也就是二等工分，稍微有一点毛病的，三等、四等、五等。
　　最让人憋气的是，同样铲一条垄的地，我居然评在第五等。更可气的，和我一同下地干活儿的小伙伴至少都挣到三等工分以上，甚至有的都拿一等工分。从一九六七年夏到一九六九年底的近三年多的时间里我始终是五等劳动力，然而在出义务工的时候，依然要按一等劳动力扣工分。我和妈妈一年到头很少误工，可总是挣不到多少工分的。每年都要欠下生产队一大堆债务。家里每年都喂上两口大肥猪，而一到了年底，全被生产队赶去顶了债务还不够，以致于债台高筑，成了生产队里欠债大户。
　　妈妈很能干，生产队的活儿从不耽误，家里活儿抽空也要做好。每年自留地里的菜早早就下来了。为这爸爸还在斗私批修会上挨了一次披斗。说是资产阶级苗长的太高，要割资本主义尾巴。
　　黑五类家属、子弟统统打入另册。生产队开较重要的大会要与贫下中农严格地分开。选举权和被选举权几乎被剥夺。只有老老实实参加劳动，一句错话都不能说，稍有不慎，就有被揪斗的危险。
　　
　　自小就和爸爸合不来，好像从心底里就刻有一道不可逾越的鸿沟。并非是在他那棍棒的淫威和我那长长的一跪的屈辱下所产生的逆反心理。相反，是在爸爸的棍棒下，才使我板板正正地长大成人。在这一点上我倒要认真地感谢爸爸才对。而对爸爸那种对家庭从不负责、自私自利、大丈夫主义的思想，尤其是对他奴役妈妈、打骂妈妈的做法就是看不惯，甚至是憎恨。小的时候，慑予他那棍棒的淫威，敢怒不敢言，稍大一点的时候，每次他和妈妈吵架，我们都站在妈妈一边，甚至还要和他理论理论。每当这时，爸爸会感到十分孤立，在理短词穷的窘境下只好作罢。最关键的一点就是我和爸爸的人生观不同。尤其是爸爸屡屡得罪人，人们总是用鄙视的眼光、挖苦的语言奚落着你。让孩子老婆在人前抬不起头来。为这，父子坐在一起总是说不到一起，每次都是不欢而散。作为儿子，总会屈服的，管他对不对，不去理论就是了。而爸爸则不是这样，他会不依不饶地和你争论，甚至是骂着打着让你屈服，违心地在他面前承认“错误”。自己没读几天书，还断章取义地套用儒家、道家理论来说服我。为了一件事，他要反复几十遍地教训你。
　　说实在的，爸爸有病，有时候想关心他一下，问问他的病，其结果总是被他一顿臭骂而不欢而散。父子相处十几年竟成了冤家对头，直到最后，竟把一肚子的怨恨带进了土里。
　　爸爸故去快四十个年头了。随着时光的流逝，也在打磨着我这颗滴血的心。继而产生一种负疚感、负罪感，总有一种忤逆不孝的感觉。我在想，无论他对妈妈怎样；也尽管他对家庭是那么地不负责任；虽然他曾经得罪过很多人，应该说，这些是他一辈子的为人方式，只能说明，我们之间的为人处事方式不同。因为他必定是我的爸爸，正是他把我带到这个世界上，才让我在这美好的人世间走一遭，理当感恩戴德。尽管我们的人生观不同，相互不能沟通，所走的路也不同，然而，每次教训我的话，也无非是在教我做人，其最初的出发点总是正确的。假如，父子间能换一种方式沟通，或者哪一方能做一些妥协、让步，我们之间根本不会有这种不愉快的结局，以致于让我的一生不安。
　　爸爸，不要着急，如今我也年逾花甲了，也走在生命的最边缘处，很快就和你一道回归自然。这一回我将陪你和妈妈一同到地老天荒。不过，我想通了，我肯定不会再和你顶嘴，更不会再和你吵翻，你可以把你生前死后所有的怨恨一股脑地释放，也许我这一颗负罪的心也能一同被释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