闽南方言2——略说闽南方言

梦里人间

语言与文化，方言与地域文化的关系非常密切。因为语言和方言，它的背后（或里头即内容）是有东西的，这个东西就是语言或方言记载着包括知识、宗教、道德、法律和习俗等等社会一切文化的总和。所以说，语言和方言，都不能离开文化而存在，同样，文化也不能没有语言和方言这个载体做依托。闽南方言与闽南文化的关系自然也十分密切。
　　闽南方言是在福建闽南地区形成和发展的。它主要是北方中源汉人在不同历史时代因避战乱、平叛乱或逃荒等多次向南方迁徙进入闽南地区后逐渐形成的。我们不排除当时闽地土著语言对闽南方言形成和发展的影响，但是，从当时汉人在人数上的优势，带来的先进的生产技术和优秀的文化看，再从闽南方言在语音、词汇和语法所表现的特点看，可以说，在北方汉人带入中原汉语跟当地土著语言在交流和融合过程中，中原汉语是占着绝对优势的，是融合了土著语言的，虽然也吸收土著语言的若干成分（从现有材料看，那是很少很少的），但最后形成的是以汉语为主体的闽南方言。
　　闽南方言形成于何时，学者们的看法不尽相同，但都认为至少在上古的末期南北朝已见端倪。从人文历史和闽南方言语音、词汇和语法的特点看，我们认为，闽南方言在汉魏已现胚胎，到南北朝已经形成，及至唐宋时期是它走向成熟的标志。上古语音和词语留下的痕迹；如“飞肥浮饭芳放缚”等字母读〔ｐ，ｐｈ〕，，“猪橱朝陈虫竹逐”等字的声母读〔ｔ，ｔｈ〕，“云雨远园”等字的声母读〔ｈ〕，“糊厚猴寒行”等字的声母读〔ｋ〕，“歌跛寄骑蚁”等字的韵母主要元音是〔ａ〕等等，词语中如“汝（你），伊（他），丈夫（男子），大家（婆婆），走（跑）”等等的保留，以及中古汉语标准音的影响而形成闽南方言读书音的系统和由此使闽南方言的文读音和白读音各自成系统而又融合成一个庞大音系的事实，晚唐五代泉州义存和尚所作偈诗在韵脚上留下一些与今闽南方言白读音韵母相同的例证，如“关横”同韵母，“惊龙”同韵母，“得曲”同韵母，等等，都为我们的这个看法提供了有力的支持。
　　闽南方言具有悠久的历史，当然，闽南方言所记录的闽南文化也具有悠久的历史。说闽南方言记录着不同历史时期中华优秀文化的许多宝贵财富并不夸张，说闽南方言所记载的闽南方言文化是中华优秀文化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当之无愧的。不说别的，单以闽南方言文化在戏曲曲艺里诸如南音、梨园戏、高甲戏、木偶戏、歌仔戏等所保留的唱本、戏本以及某些曲艺、戏曲形式如南音、梨园戏等在中国曲艺戏曲历史中所占的重要地位就是最好的明证。
　　闽南方言的发展表现为两个方面，一是在地域的扩展，即走出闽南地区的范围，二是方言自身的发展，主要是语音、词汇和语法等内容的不断丰富、充实。
　　根据历史文献提供的材料，自宋元特别是明清后，闽南地区就开始有成群成批的移民因逃荒、避难等多种原因，迁徙到外地、外省，甚至步出国门走向世界。迁徙到福建省内其他地区主要如闽东北的宁德、霞浦、福鼎等，迁徙到省外主要是福建的四邻，如与闽南地区隔海相望的台湾地区，还有广东潮州地区、雷州地区，广西柳州地区一些地方，海南岛以及浙江东南部温州地区的沧南、平阳、洞头等地，江西上饶地区的若干地方，据说四川、江苏一些地方也留下了闽南人的足迹，等等。走出国门主要是明清时期闽南地区不断有移民涉洋到东南亚的马来西亚、新加坡、菲律宾、印尼、泰国等国，当然也有一些是早期从闽南地区迁徙到潮州地区、海南地区以后，再由这些地区涉洋出国到东南亚上述国家的。
　　闽南地区向外迁徙的移民，自然把闽南方言也随身带走，并在新的生活区使用和发展。这样一来，闽南方言就不是局囿于闽南地区的汉语方言的。闽南方言不再是仅指流行于福建闽南地区的方言。“闽南方言”应该成为广泛使用的一个语言学术语，它指的是在历史上由闽南地区移民到外时，把闽南方言带到这些地区扎根，并世代传承下来，直至现在，他们所说的话，在语音、词汇和语法系统上仍然跟闽南方言有着较密切关系的方言。
闽言方言文化跟闽南方言一样，也随着闽南地区移民走向省内外和世界各地。
应该承认，当初随闽南地区移民带到各地区的闽南方言，在最初的一定时期内，仍然比较完整地保留着与家乡话相同的面貌。但是，由于各地区地理和人文历史条件的不同，各地区闽南方言在长期的历史发展过程中必然会逐渐产生变化，这种逐渐变化，经过长时间的积累和沉淀，就会使各地闽南方言的面貌与原来家乡话拉开程度不同的距离。那些距离拉得比较大的地区的闽南方言，甚至会跟原来家乡的闽南方言在通话上产生不小的困难。这是不足为怪的。我们不能因为这样就不顾历史的承继关系与方言内部仍然存在的较密切的关系而把那些距离拉大甚至与家乡闽南方言在通话上发生不小困难的某些地区的闽南方言排除在闽南方言在大家庭之外。同样，闽南文化在离开福建本土后，在各地的发展变化也跟闽南方言一样，走着不尽完全相同的炉子。
　　为此，我们认为除了有闽南方言这个术语外，还应该建立狭义闽南方言与广义闽南方言这两个概念。
　　所谓狭义闽南方言，应该是与福建闽南方言能通话或者通话困难比较小的各地闽南方言。根据历史和方言在语音、词汇和语法的情况，狭义闽南方言主要包括福建闽南地区、台湾地区和东南亚的新加坡马来西亚和菲律宾地区所说的闽南方言（不包括由潮州地区移民到台湾和东南亚所带去的闽南方言潮州话。
　　所谓广义闽南方言，则除了包括狭义闽南方言所属的地区外，还包括上述说的诸如广东的潮州、雷州地区，海南地区以及浙江、江西、广西、江苏、四川等某些地区或地方的闽南方言。
　　同样，也应该相应的建立狭义的闽南文化圈和广义的闽南文化圈这两个概念。
　　关于广义闽南方言，我们将另文讨论。本文着重讨论狭义闽南方言。
　　狭义闽南方言区所包括的地区使用人数约四千万左右，在广义闽南方言的大圈子里占大多数。狭义闽南方言所包括的地区，除个别地方如福建的龙岩话、漳平话和大田县里的闽南方言外，其他大部分地区之间在通话上并没有什么大的困难。这主要是因为这些地区的闽南方言在语音、词汇和语法方面的一致性很高，虽然各地一致性的比例不完全一样。根据我们的初步统计，语音方面（声调只计调类，不计调值），至少有８５％左右是相同的。词汇方面，我们选择了２５００个常用词语做比较（不计语音形式，只从词源角度比较），至少９０％是相同的。如果选择５０个有代表性的特征词做比较?１，则一致性可达到９５％以上。同样，狭义闽南方言区里保留的闽南文化，其一致性也比较高。当然，各地之间也存在着一些小差异。以福建闽南方言有代表性的三个地点厦门、泉州和漳州为例。声母方面，漳州有１８个声母，厦门、泉州是１７个声母，少了漳州的〔ｄｚ〕声母（清末泉州黄谦编的泉州地方韵书《？示妙语》分别记下“来”、“入”两个声母，说明那时泉州有〔ｄｚ〕声母）。韵母方面，在常用的７５个韵母中，除了三地某些共有的韵母，主要如〔ｅ〕、〔ｕｅ〕、〔ｉｏ〕、〔?〕、〔ｉｏ〕、〔?〕、〔ｕｉ〕等韵母所管辖的字的多少有些不同外，漳州主要多了〔?〕、〔?〕、〔?ｈ、〕〔ｉ?〕等韵母，泉州主要多了〔ｍ〕〔?〕〔?ｈ〕〔ｕａ?〕等韵母。其余大多数韵母是相同的。声调方面，都是七个调类（不计调值）。厦门、漳州是上声只有一个声调（阴上），去声分阴阳两个调类，而泉州是上声分阴阳两个调类，而去声不分阴阳只有一个调类。词汇方面三地也有自己一些特殊的词语，但与共通的词语比较起来，只占极少数。
　　再看台湾闽南方言与新加坡（包括马来西亚）和菲律宾的闽南方言。
　　台湾闽南方言，语音上，各地虽然略有不同，但都没有超过福建三地闽南方言音系的范围，台湾各地闽南方言在语音上最重要的特点是“厦（门）漳（州）泉（州）”三地语音的相互 搀和和混滥使用，当地人叫“漳泉滥”，虽然各地的“漳泉溢”也有一些差异。词汇方面除了有极少数自己特点的词语外，绝大多数与福建闽南三地相同。台湾闽南方言在词汇系统方面有个特点就是吸收了一些日语词为外来语（据我们调查统计，常用日语外来语只在７０个左右），可以说，这些外来语在整个方言词汇系统只占很小的比例。
　　新加坡（包括马来西亚）的闽南方言在语音上也是搀和混滥福建三地闽南方言的语音的。如果说台湾闽南方言的“漳泉滥”主要表现为地区特征上的话，那么新加坡（包括马来西亚，但槟城除外）闽南方言的“漳泉滥”主要表现在个人的特征上，即同一个人对同一个词比如“火”字，在不同的时间地点可以一会儿用厦门音〔ｈｅ３〕，一会儿用泉州音〔ｈ?３〕，一会儿又用漳州音〔ｈｕｅ３〕。马来西亚槟城地区的闽南方言基本上漳州音特点的。词汇方面，绝大多数是与福建闽南三地相同，虽也有自己特点的极少数方言词语，在词汇方面的重要特点是吸收的马来语一些词语（初步统计约３００条）与英语的一些词语（初步统计约２０多条）为外来语。但整个外来语在方言词汇系统中同样也只占很少的比例。? 菲律宾闽南方言与泉州地区的晋江音系比较接近，也搀了一些厦门音成分。词汇与泉州、厦门的词汇大都相同，也有自己特点的极少数方言词语，在词汇方面的重要特点也是吸收的菲律宾语（包括西班牙语）和英语的一些词语为外来语，同样，这些外来语在整个方言词汇系统中只占很小的比例。
狭义闽南方言区里，各地闽南文化的差异也是大同而小异的。?举个例字来说明。例如中元节，闽台地区和新马地区、菲律宾地区的华人普遍都有做普度的习俗。但闽南三地在一些具体 做法上并不完全一样，新加坡马来西亚更添上了在这个时间举行群众性的“标卖物品”的活动。由于“标卖”的需要，就有１６９种之多的物品被当作“福物”参加“标卖”活动，那经过加工的一种木炭居然被称为是“乌金”，成了最为贵重的“福物”。这就是闽南文化在狭义闽南方言区里表现的大同而小异，同中而有异的现象。
　　为什么台湾、新加坡（马来西亚）和菲律宾等地的闽南方言与福建三地的闽南方言及其闽南文化的一致性最大，差异性最小呢？
　　这主要是台湾、新加坡（包括马来西亚）和菲律宾等地的闽南籍人是明清以及以后由福建闽南地区三地移民并将这个时期三地的闽南方言及其文化带到当地去的。明清时期福建的闽南方言跟今天福建地区的闽南方言相差不很大。特别值得注意的是，闽南地区移民到了这些地区或国家后，人数相对来说还比较多的，居住也比较集中，其中更加不可忽视的一点是，他们在当地政治、经济和文化生活中最具有比较重要的地位，这种在生活上有自己相对独立的现实以及在当地经济、文化中所处的重要地位，加上中华传统文化中那中对自己祖籍、族群眷念的思想，使他们自觉地把闽南方言与闽南文化作为维系他们内部凝聚力和向心力的重要纽带，并成为他们及其后裔长期以来一直跟福建祖籍地保持着比较密切联系与往来的思想基础，它也使这些地区或国家的闽南方言及其文化始终没有与祖籍地的闽南方言及闽南文化拉开很大的差距。
　　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出，一个语言或方言在某个地区的发展变化及其跟本语言或方言发源地和其他地区之间有关系，绝不能简单地从这个语言和方言本身来考量，而应该从这个语言或方言的历史及持有这个语言或方言的民族或族群在各该地区社会生活中（尤其是在与其他种族语言共同生存的社会里，有时其他种族语言的人数还占据优势）所占据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的地位以及持有这个语言或方言的民族或族群对自己语言或方言及其文化的态度，当然，也包括跟祖籍地相互联系的历史及程度等等因素来考量。
狭义闽南方言所辖各地区闽南方言及其文化发展变化的历史，可以清楚地看到闽南方言在这些地区政治、经济和文化生活中的地位和持有这个方言的族群对自己方言与文化的固守和眷念态度，也正因为这样，他们虽地各一处，人各一方，相互之间仍长期保持着比较密切的联系。因此他们之间在方言与文化方面也就始终保持着比较高度的一致，广义闽南方言中除了狭义闽南方言地区外的其他各地的闽南方言与闽南文化，虽然在方言的历史方面都有内在的联系，但在其他因素的考量方面（虽然各地区的差异程度会有所不同），就不如狭义的闽南方言。因此，这些地区的闽南方言及其闽南文化跟狭义闽南方言及其闽南文化的差异就比较大，有些地区的人甚至不认为自己说的话是闽南方言，他们在文化上的一些特点是闽南方言文化的保留。
　　这些，对我们认识闽南方言与闽南文化及其的发展变化以及它们所形成的内部关系与差异，是具有重要意义的。

断孓dě弦

还以为你要教闽南话

梦里人间

呵呵，一天一篇，你期待着！
要我教啊？哈哈，本人还这个实力啊！

sung

切．．．照你这么说人家学校的闽南话课程都不用开了

梦里人间

我是说我没这个实力啊！
不要误会啊！
我只提供一些日常用的啊！

梦里人间

现在台湾地区所使用的汉语方言，闽南话占了绝对的优势，所以，一般人所说的“台湾话”，指的就是闽南话，也称作“福佬话”。除了台湾中部山地高山族居住区通行高山语和苗栗、新竹两县多数客家人说客家话外，在台湾岛，沿海中国大陆其他方言，几乎没有成群分布的现象。这种状态的形成，与历史上闽南人最早大批地移民到台湾有关，也与闽南人的文化特征、人文性格密不可分。
　　大陆迁台移民原籍地主要有三部分：首先是泉州移民，他们入台最多，多分布在平坦肥沃的沿海平原。其次是漳州人和厦门人，他们中的一部分人随郑成功收复台湾时进入，在施琅平定台湾后更是大量迁入，主要分布于距海较远的丘陵地带和各条河溪的中上游流域。最后是客家人，他们本在闽粤山地，距海较远，迁台时间迟于上述闽南人，抵台后多分布于南部的低山和溪谷的低洼处，在北部则分布于平原。这也是清代中期大陆迁台移民以所说的方言、所属的地域结构成帮源进行大规模的械斗后的结果。从人数上看，据日据时代台湾汉人分省籍调查记录，当时台湾有375万人，98%以上来自闽粤，其中泉州移民45%，漳州35%，由此可见福建人，尤其是闽南人在台湾汉人中占据绝对的多数。
　　台湾自1604年至1662年沦为西班牙和荷兰的殖民地，1895年至1945年又沦为日本的殖民地，尤其是日本殖民者推行“皇民化运动”，禁止使用汉字和普通话，竭力割裂台湾与祖国文化纽带，在这种情况下，闽南方言起到维系祖国传统文化的作用，因为它不仅在台湾民众中广泛流行，而且是古代中华文化在语言层面上的体现。正如连横所指出的“夫台湾之语，传自漳泉，而漳泉之语，传自中国，其源既远，其流又长……”。三百多年来，闽粤移民，特别是闽南移民从祖籍地带去的风土民情、宗教信仰、生活习惯、历史文化等，一直是代代相传，成为民众生活的主要组成部分，而教育、交流、传播的媒介和载体也主要是闽南方言。
　　1949年，国民党政府迁台后，大力推行以北方方言为基础的“国语”，即大陆所说的“普通话”，四十年的国语推行，成绩卓著，它甚至已经进入本应使用方言的交际场合，如家庭成员间的交谈。社会生活发生了巨大变化，新事物、新观念大多以国语命名，虽然惯用闽南语的人，会以闽南语特有的方式，将词语改装，如将“洗衣机”说成“洗衫机”，但不可否认，在面对新词汇时，闽南语发音只是次一等的选择。新词汇越多，国语的使用率越高。而闽南社会的传统事物，如农业社会的常用语汇“壅肥”（种植前在田土中加肥）、“落肥“（在植物根部附近下肥）等，同样随着农业人口的减少，农耕方式的改变，它们的语义和用法，渐渐地不被年轻人所知。
台湾的闽南话有少量的日语借词，这也是半个世纪日本殖民统治在语言中留下痕迹，如“便当”（盒饭），称呼年长妇女为“欧巴桑”，沿用已久，许多人甚至已经不知道这些词是外来语。另外，台湾原住民高山族和平埔族的语言对台湾闽南话也有影响，如“牵手”，清人刘家谋《台海竹枝词》有一诗句并有旁注“手牵手放寻常事（娶妻曰牵手，去妻曰放手）”，连横在《台湾语典》中也说道：“土番娶妇，亲至妇家，携手以归；沿山之人，习见其俗，因谓妇曰牵手。”受日语和土著语言的影响，这也是台湾闽南语与大陆闽南语的区别特征之一。
　　当然，国语在影响台湾闽南话的同时，闽南话也无孔不入地影响了国语，人们在学习国语时，闽南语的发音习惯无时不刻的影响着自己的国语发音，如台湾人说的国语与大陆的闽南人类似，语调低，较平板，升幅度不够，普遍没有儿化和轻声的读法；闽南语的“有无句”的用法，也不时出现在他们说的口语里，如：“我有去旅行”，“你有没有看电影”，一听就知道是闽南人在说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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泉州师院副院长、语言学教授林华东在第二届闽南文化研讨会上说：“语言是人类交流感情、传递信息、表达思想的最重要的交际工具。语言是文化的最重要的组成部分；同时，语言又是人类文化的载体，所有的文化都必须依托语言才能存活。”
　　闽南文化的传承、发展、变化都是以闽南方言做载体的。所以，研究闽南文化，不能不抓住闽南方言的形成和传播。如被称为古代音乐活化石的南音，其最大的特征就是使用闽南方言字音演唱的。又如梨园戏、高甲戏、歌仔戏无一不是如此。
　　闽南方言的形成是与闽南民居的形成同步的。从闽南方言的特征看，它保留了上古汉语语音、词汇和语法特点。这些特点，据林教授研究，在魏晋时期的北方话中已不存在。因此，魏晋之后形成的汉语方言就没有闽南方言的这些特点。为此，林华东教授认为，闽南方言的格局早在汉魏之时就基本奠定，此后的晋朝、南北朝、唐、宋各个时代中原汉人的不断入闽，使闽南方言不断丰富和发展。 　　林华东教授在研究中还发现，入闽汉人有两种类型：一是避乱而来的，是被动的；二是主动而来，寻找发展机遇的（如唐宋王审知入闽）。这些主动入闽的汉人带着当时中原优势文化，在与福建土著结合的过程中，较好地保持竞争、发展的优良心态，同时也孕育着包容和开放的文化心态，使古代闽南区域文化和经济获得举世瞩目的成就。 　　也就是这种敢拼爱赢的传统精神，激励一代代闽南人，足迹遍及东南亚、港、澳、台地区及世界其他地方。闽南方言作为闽南文化的载体和特征，也语随人行冲破闽南区域，走向世界其他地方。
　　台湾的开发主体是闽南人，他们带去了闽南方言和方言所体现的文化，从诸多学者的研究成果可见，台湾文化与福建闽南的文化完全是一脉相承的，其文化的载体———闽南方言与福建的闽南方言完全一致，哪怕是遭受日据时代的日本文化的冲击，还是在两岸隔绝几十年之后，台湾闽南话都不变其宗，其承载的闽南文化也保持着纯正不变。 　　林华东教授认为，闽、台之间地缘邻近，语缘、血缘、神缘、文缘完全一致。闽南方言是维系两岸文化交流的最重要的纽带，是两岸相互认同的标志。加强闽南方言的形成、发展和传播的研究，就是加强闽南人包括台湾人的历史和演变足迹的研究；就是深刻理解和领悟闽南文化特质的入口，其重要意义是不言而喻的。 　　林华东教授最后说，相信通过闽南文化和闽南学的研究，将更好地发掘和弘扬闽南精神，推进海内外闽南人的合作和发展，促进海峡两岸的认同和共识，促进祖国的和平与统一，为新世纪的经济、文化进步做出应有的贡献。

梦里人间

由于历史和地理的原因，闽南人在长期的政治、经济、文化生活中，不断与外域交流，在输出自己词语的同时，也采用音译、意译或借词的方法，吸收不少外来词语，逐渐丰富自己的词库，这些外来词隐含着闽南特有的外来文化。

　　外来概念的汉译形式：闽南语称“洋人”为“番仔”，所以常用“番”涵于称呼外国人及其外国输入的物品之前。如称外国为“番邦”、“番爿”。把出洋谋生叫“过番”、华侨叫“番客”、华侨在国内的妻子叫“番客婶”。地瓜叫“番薯”、马铃薯叫“番仔番薯”、玉米叫“番麦”、豆薯叫“番葛”、火柴叫“番仔火”等，这一些属早期的词，有些已被淘汰不再沿用。

　　全译词：把原词的语音形式经过汉化、闽南语化后保留下来。来自英语的，如：芝居力（巧克力）、巴仙（百分之一）。来自马来语、印尼语的（同属一个语种）如盾（印尼币单位）、洞葛（西式手杖）雪文（肥皂）。来自荷兰语的，如甲（台湾量地之名）。半译词。指在音译的基础上加上方言的成分，注明类别。即音译加表意。来自英语的，如：极仔（奶油蛋糕）、马擎仔（缝纫机）。来自马来语、印尼语的，如：谢哥米（西谷米）、加薄棉（木棉）。日语借词。是指直接把用汉字写出来的日本词拿过来作方言词，它的读音是闽南话的读音，其书写形式和意义是日本的。如：番号（号码）、便当（饭盒）、便所（厕所）等。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发展和国际交流的空前频繁，外来词也以近几十年从未有过的速度一批批进入中国，进入对外改革开放的窗口———厦门特区及其闽南其他地区，这是传意生活的紧迫需要，并非语言者的标新立异。对于外来词的吸收，打破以往以意译为主，主要有音译词，如乐百氏、万宝路、迪斯科、夏普、麦当劳、肯德基、沙龙、托福、迷你、酷、秀、可口可乐等；半音半意合译词，如桑拿浴、啤酒、苛机、保龄球等，由于交际需要，人们拿来使用，既快又方便，这不仅丰富汉语和闽南方言词库，而且对活跃人们的语言生活文化生活都有积极的意义。闽南方言使用的外来词大多从汉语音译或意译过来的，因此无需再作翻译，否则译音大相径庭，就失去它交际意义。

　　罗常培先生在《语言与文化》中引用帕默尔的话：“语音的历史和文化的历史是相辅而行的，它们可以互相协助和启发。”有些文化现象淡化甚至消失，语言中词语久而久之也随着消失，外来词语生命力强的，经得起考验的就能长期被人们使用，生命力差的可能是昙花一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