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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外小水塘里都是被处决的中国士兵的尸体。这些士兵在日本人向他们许诺投降后会得到安全和善待而投降
日本士兵抢了这个农民的钱,然后将他杀死
在南京城外,被摄影师从日本人(大屠杀的恐怖中)解救的许多中国士兵中的几个
这个孩子被故意杀死,他的妈妈被打伤
文/戴袁支
经历了60多个年头,这些尘封已久的照片及其说明仍清晰可辨
11月上旬,一张不平常的光盘被解读完毕。该光盘由南京大屠杀见证人丹麦人伯恩哈尔·阿尔普·辛德贝格(Bernhard Arp Sindberg)的外甥女、丹麦人玛丽安·斯坦薇·安德森(Mariann Stenvig Andersen)于10月初带到中国,辗转递到《瞭望东方周刊》手中。
光盘刻录了保存在一个相册内的历史照片,其中有若干是记录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暴行的照片。
南京大屠杀时,就职于江南水泥厂的德国工程师昆德博士和丹麦工程师辛德贝格,不顾炮火纷飞、枪林弹雨,在江南水泥厂建立难民收容所,共收容救助了三万多中国难民。
该相册应是辛德贝格的遗物。它有着硬的封面、封底,各页为黑色软纸,照片就粘贴在软纸上,每页一般贴有三到四张照片,其上蒙有一层半透明的薄纸,有的照片尚有打字机打出的英文说明。经历了60多个年头,这些尘封已久的照片及其说明仍清晰可辨。
现在,这些照片的说明,已由笔者和江苏省行政管理学院副教授杨夏鸣译出,杨曾陪同张纯如在南京采访,是大型丛书《南京大屠杀史料集》的编译者之一。
“一张照片多于1000个词”
一幅幅照片令人触目惊心、毛骨悚然:南京城外路边和池塘内,满是被日军处决的和平农民和解除武装的中国士兵的尸体;中国农民和士兵的手臂直到遇难后还被绑在背后;闭目张嘴的遇难者,似乎临死前曾大口喘气或叫喊过;脚上尚有布鞋,躯体已见肋骨,白骨森森,惨不忍睹;遇难者遗体横陈野外,野生动物或流浪狗正在啃噬……
一些照片的英文说明译出后,更令人震惊不已:
“这个农村小孩被枪托打死,因为他没有脱帽”;“被日本鬼子故意打死的中国农民”;“被杀死的南京附近的中国农民”;“在田野被打死的农民”;
“在南京附近被日本人处决的中国士兵”;“日本人只埋他们自己士兵(的尸体),不埋中国士兵或平民(的尸体)”;“野生动物和流浪狗正在吃这些尸体”。
这七张图片是人们从未见过的记录日军南京大屠杀暴行的照片。
图8是人们见过的南京大屠杀的典型照片,不为人所知的是它原为两张并排照片中的一张。它们按视觉逻辑编排,左边一张鲜为人知的照片(图9)说明是:“城外小水塘里都是被处决的中国士兵的尸体。这些士兵在日本人向他们许诺投降后会得到安全和善待而投降”,在它右边,后来被广为选用的照片(图8)的说明是:“同样的解释”。
相册中还有其他一些为人们所熟知的记录南京大屠杀的典型镜头,但这次发现了这些照片的原始说明,它们记录了日军更多的残暴。
这幅惨死幼儿的照片(图10),新发现的原始图片说明是:“这个孩子也被故意杀死,他的妈妈被打伤”。与目前见到的图片说明相比,原始说明记录了与此图密切相关的日军又一暴行——“他的妈妈被打伤”。
以往国内出版的画册,称图11的地点为苏州,给图12写的说明是“被日军杀害的南京郊区农民”。现在发现图11、12的原始说明分别应为:“1938年1月在南京城外,数名和平的中国农民被日本士兵取乐杀死”,“日本士兵抢了这个农民的钱,然后将他杀死”。
上述照片的英文说明,都是用打字机直接打在照片的下边沿上的。
检索了能找到的南京大屠杀史料,回忆所见过的记录那场血光之灾的照片,有关研究者确认这12张照片的说明从未见过,其中的八张画面是首次面世。正在编辑《南京大屠杀史料集·历史图像》的曹必宏研究馆员,曾检索过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馆藏的相关图片,翻阅过日本、美国和中国内地、香港等地出版的照片集和德国《拉贝日记》所附的图片,他肯定了笔者的看法,说:这些照片和原始说明确实从未见过。他随即把笔者新发现的这些图片和说明编入了《南京大屠杀史料·历史图像》。
“一张照片能表达的多于1000个词”,何况这些照片现在尚存原始说明,这即是它们的价值。(本文原标题为南京大屠杀照片最新发现)
照片出自第三国人士之手
相册内,有两张照片与前几年德国埃迪特·克尔讷·京特(Edith koerner Guenther,卡尔·京特博士夫人)提供给笔者的完全相同。2001年8月,笔者曾委托旅德中国人金存桐,在德国寻找到辛德贝格在南京江南水泥厂的同事——南京大屠杀的另一位见证人京特博士的家庭,发现了京特夫人和他们的侄女安尼塔·京特保存的、包括江南水泥厂难民区和栖霞寺难民所照片在内的41张历史照片。
这次人们首次见到了这两张照片各自的英文说明——
“这些妇女们,她们的男人全被杀死,家被焚烧,仅抢救出她们的被褥,到达了我们的难民营”(图13);
“在南京城外,被摄影师从日本人(大屠杀的恐怖中)解救的许多中国士兵中的几个”(图14)。
这不仅让人们更清楚地了解到当时日军的暴行,而且让笔者回忆起前些年,玛丽安寄来的一张历史照片,其说明也是用英文打字机直接打在照片下边沿上的——
“南京城外,摄影师在视察难民营”。画面是辛德贝格举着丹麦国旗在江南水泥厂难民区。
据此可初步确定,这里所说的“摄影师”即辛德贝格;他不仅与京特博士等人一道开设了“我们的难民营”——江南水泥厂难民区,庇护了一万多难民,而且与京特博士一道,“从日本人(大屠杀的恐怖中)解救”了“许多中国士兵”。
据此也可初步确定,这些记录逃难妇女和被救伤兵,并将说明用英文打字机直接打在画面下边沿上的照片,似应为辛德贝格所摄——他用相机记录了日军的暴行和中国人民的苦难。
1937年12月24日,金陵大学医院(今南京鼓楼医院)的美国外科医生罗伯特·威尔逊在日记中记载:“辛德贝格借了一架照相机,拍摄了一些现场照片以证实其言非虚”;1938年3月下旬辛德贝格到沪后,向江南水泥厂经理们介绍厂内情况时,还递交过一张他在南京栖霞山上拍摄的工厂俯瞰照片;2000年5月14日,江南水泥厂工会原副主席王振庭也告诉笔者:都说辛波(辛德贝格)胆子大,(日军南京大屠杀期间,还)开车在外面跑,看到什么就拍。王还说,当时他曾在工厂俱乐部见过一本影集,其中全是(记录)日本人暴行的照片,辛波拍的。印象深的有,中国士兵被日本人杀害在水塘,塘中浮有斗篷(斗笠)。王描述的画面与上文提及的图8极为相似。
据笔者收集到的中、英、丹麦文史料,辛德贝格应丹麦F·L·史密斯上海公司之聘,与从唐山南下的京特博士一道,冒着日军的炮火,从上海绕道苏中,在南京沦陷前夕,赶到购买该公司设备的南京江南水泥厂之前,曾是采访上海“八·一三”抗战的英国战地记者潘布鲁克·史蒂芬斯的驾驶员和助手,他们拍摄了许多上海的战地照片。
由此可见,这些照片及其说明,是出自中立的第三国人士之手,它们具有很高的史料价值和证据效力。
典型案例原版照片和说明有了下落
相册中,还有另外一组记录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暴行的照片20张。
经笔者辨认和比对,这20张照片是从国际红十字会南京委员会主席、美国牧师约翰·马吉所摄南京大屠杀纪录片中截取的,现在人们翻阅《拉贝日记》就可见到这些照片,其中10张还曾在1938年5月16日的美国《生活》杂志上刊登过。这20张照片的说明也是用英文打字机打的,所不同的是另用纸贴在照片之下。大部分说明与马吉撰写的纪录片解说词相同,但也有作了进一步说明的。
这样一个镜头为人们所熟知——路边遇难者的尸体(图15)。以往人们给它的说明是:“画面形象地展示了众多被日本人杀害后横尸街头的中国平民的惨状”或“南京大屠杀时触目皆是的遇难者尸体”。如今笔者发现它的原始说明是:“南京附近一条乡下道路的沿途,死去的士兵们和平民们。几个月以前,这很多的遇难者被打死躺在那里”。
农村水塘浮尸、旁有竹竿的照片(图16),应是马吉所拍六号影片的第三个镜头,《拉贝日记》也用它做了插图。相册中有与它相同的照片,笔者发现其说明最后还有一句:“在1938年3月,这些尸体还保留在南京并遍及它的郊区”,这为该镜头的电影解说词和《拉贝日记》插图的说明所没有,给研究者们提供了进一步的信息,也引起了南京师大大屠杀研究中心主任张连红教授的注意。
相册中一张农民们将伤员抬往江南水泥厂诊所照片的英文说明,对诊所的介绍是“an Emergency Hospital maintained by missionaries”(“一个靠传教士们维持的急诊医疗站”),再结合马吉《栖霞山之行报告》,和笔者发现的英国《曼彻斯特卫报》记者田伯烈给辛德贝格的回信、厂方日语翻译颜柳风的述职报告,对了解救助难民的江南水泥厂诊所由谁创办、谁人担任诊治及药品来源等问题,提供了帮助。
20张照片前面的总说明(图17),人们以前也未见过——
“这些不同凡响的照片是自1937年12月13日—14日,日本占领中国前首都南京后,首批到达外部世界的。描述日本在南京暴行的图片例证的稀有的例子。
“这些照片是由中立的外国人,用16毫米的电影摄像机拍摄的。这些照片是从电影胶片中截取的镜头。这也解释了为何其中一些照片不清楚的原因。大多数的镜头,是南京陷落后的许多天拍摄的。因此表明了这些事件是在日本占领南京后很久以后发生的(即日军南京大屠杀持续了很长时间——笔者注)。这些镜头中所显示的是典型的案例。这些案例一直持续到1937年1月底。在美国财产内发生的类似的犯罪案例,被美国大使馆约翰·阿利森调查过。(1938年)1月26日阿利森被日本哨兵袭击过。
“为了纪录片的目的,这些照片的解说词相当的详细。这些大多数解说词是由摄影师(马吉)加了备注,是用引号标示出来的,也许有必要加重解说词或者从中挑选认为是方便的材料。”
发现这些“首批到达外部世界的,描述日本在南京暴行”“典型案例”的原版照片和原始说明的下落,并得到它们的拷贝,研究南京大屠杀史的专家学者张连红、曹必宏和杨夏鸣等都觉得十分难得和珍贵。
今年2月8日,三个日本右翼学者出版发行了《检验南京事件证据照片》的新书,其前言称:143张经常被引用来描述日本军队在南京事件犯下罪行的照片,曾在世界范围内广为流散,本书是以东中野修道教授为主的研究小组历时三年的研究结晶。
该书企图通过否定这143张历史照片来否定整个南京大屠杀。如今,这些新发现的历史照片及其说明,都为事件的真实性提供了实物史料。
照片及说明与典籍记载相互印证
1946年8月16日,在日本东京的远东国际军事法庭上,作为控方证人,美国传教士马吉站在证人席上作证说:“住在离城15英里外的一个丹麦人告诉我,他曾经见到过一个士兵正在投降,当他回南京时,他看到了这名士兵的尸体,很明显他是被毒打致死的。”这个丹麦人就是辛德贝格。辛德贝格亲自记载的日军暴行中,也有某士兵“所属的第三团业已投降缴械,但日本人决心杀死他们,他的两个伙伴被杀死”,以及日军在下关和紫金山枪杀俘虏、平民的案例。
当时日军“基本上不实行俘虏政策”(日军16师团师团长中岛今朝吾《阵中日记》),一批批数以万计的中国士兵在沿江地带被日军枪杀,还有许多被杀害于河沟、池塘、山洼、路边和城外等处。
2002年早春,笔者收集到1938年3月上旬的一份丹麦报纸,其上有辛德贝格当年2月3日致丹麦奥胡斯市朋友信的摘录。辛德贝格说:“你难以想像,这里到处血流成河。……血,血,到处都是血。这些天来,中国人被实实在在地放了一次血……”辛德贝格开车进城,“一路上,看到的只有四处的废墟。所有的村庄都被烧毁了,所有的牲畜和家禽都被掳走了。举目四顾,看到的是农民和中国士兵的尸体以及啃噬这些尸体的饿犬和野兽。”
2003年夏天,笔者在南京仙鹤门村调查时,该村南京大屠杀的幸存者和见证人杜福生、孙基铧、周基仁、倪金贵等几位七八十岁的老人说,1938年春他们“跑反”(外出避难)回来后,发现到处是尸体,“野狗都肥了”。
新发现的这些照片,再次印证辛德贝格的记载和南京郊区老人的回忆所言非虚。
日军在南京城东农村的部分暴行,还分别被记载进美国牧师马吉《栖霞山之行报告》、美国医生威尔逊日记、德国工程师克勒格尔《南京受难的日日夜夜》、丹麦人“辛德贝格案例”和江南水泥厂难民区和栖霞寺难民所的难民信中。如今新发现的照片及图片说明,表明这些文献记载的“农村所遭受的毁坏还要严重”,“日本兵在那里仍像野兽般的施暴”,“他们任意拉出年轻小伙子枪毙”,“喝醉酒的士兵见到哪个人不顺眼就用刺刀捅死或捅伤,以此取乐”,“难民百分之八十已失去一切,它们的房屋被毁,牲口被杀,钱财被抢。此外,许多妇女失去了丈夫,孩子没有了父亲,大部分年轻男子遭到日本士兵的杀害”,“家家都已妻离子散。他们都无安身之处”,“田里到处是尸体”,“昼夜可以听到哭泣声”,是十分真实的。
南京师大大屠杀研究中心主任张连红教授闻讯后,赶到笔者住地,仔细看了这些图片和说明后评论说,照片和说明的史料价值很高。首先,以前记录日军在城区大屠杀的图片较多,有西方人拍的,有日本人为炫耀“武功”拍的,而当时南京附近农村的农民许多还不识字,更没有相机,外国人又极少,能拍下日军暴行的照片并存留至今,如今又找寻到它们的下落,十分难得。第二,这些珍贵的图片是摄影者在南京附近的农村现场拍摄的,有摄影者写的说明,这是向幸存者或目击者了解情况的结果,图片和说明保留有许多细节,如:画面显示死亡的中国军人反绑着双臂,表明不是在战场上阵亡,而是在大屠杀中遇难;图片说明还介绍了遇难者的身份和死因,这都记录了日军在乡区的残暴,也印证了许多典籍的记载,价值很大。第三,新发现的图片和说明,对反击日本右翼否认历史很有意义,据图片说明记载,直到1938年3月尚有许多遇难者遗体没有被掩埋,证明遇难者确实面广量大。可以说,这些图片的价值是无可取代的。
11月24日晚,国内研究南京大屠杀的权威专家张连红教授、曹必宏研究馆员和杨夏鸣副教授,再次发表见解认为,辛德贝格是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的见证人,此次照片的拷贝是由他的亲属提供的,来源可靠;这些照片与已知的一些记录大屠杀的典型照片,存放、编排在一起,其风格、陈旧的程度是一样的,且照片及其说明与文献记载相互应证,有些照片还与当时同在江南水泥厂的德国京特博士的亲属提供的相同。他们再次确认,这些历史照片及说明是真实的。
公布照片不是为了挑起新仇
2000年5月笔者开始寻找辛德贝格,2002年春寻找到辛德贝格老家的地址,当年3月便试图与辛德贝格健在的妹妹比藤建立联系,但因种种原因未得到回应。笔者请丹麦同行阿比德高向他们介绍了自己,又将发表在德文刊物上的相关文章寄给他们,终于在2003年5月12日收到辛德贝格外甥女玛丽安的回信。
笔者屡屡询问对方,辛德贝格有没有留下一些记录当时情景的历史照片?
2000年5月中旬,江南水泥厂退休老人王振庭曾告诉笔者,当年他在工厂俱乐部沙发前的茶几肚里,见到过一本相册。2001年8月,笔者委托金存桐寻找到曾和辛德贝格共事的德国京特博士的家庭,其家族尚存部分记录那段历史的照片。京特夫人告诉笔者,照片原本不止这些,二战结束后,美军审查他们这些旅华德侨时,曾拿走一些。
虽然后来笔者在收集海内外相关史料、调查日军在南京附近农村的暴行和研究栖霞寺难民所、江南水泥厂难民区等方面取得不少进展,但是辛德贝格带走的直接记录日军暴行的图片还是没有寻找到。
几年的沟通,笔者所写英文信件的单词与已发表的100多篇相关文章的字数几乎相等。辛德贝格的亲属,逐渐明了笔者是从事辛德贝格及南京栖霞两座万人难民营专题研究并取得成果的人员。
2004年新春,笔者请同事委托从事人类基因研究的著名科学家杨焕民看望了辛德贝格亲属。今年春节,丹麦中国学联主席龚焱接受笔者的建议,邀请辛德贝格亲属来哥本哈根参加了春节联欢,我驻丹麦大使甄建国和文化参赞陈永山均出席了这次联欢。
2004年5月27日,笔者与六位研究南京大屠杀史的专家学者一道,致信有关当局,建议邀请辛德贝格亲属访华。
经过连续的追踪和一系列的工作,今年4月11日笔者终于收到玛丽安从丹麦奥胡斯发来的电子信函,她说:4月8日她的一位曾提供照片给某博物馆的美国亲戚,得到了博物馆的回复,是有若干图片。
“历史真实事件依然存在”,玛丽安说,“所以,当您看到(某些)日本人企图遮盖这段时期的事实时,这些尚存的事实是多么重要。”
玛丽安的这封信,使正患重感冒的笔者眼睛顿时一亮,随即带病连发数信。
在纪念抗战胜利60周年之际,辛德贝格的亲属应邀访华,笔者和驻沪同事龚瑜一道看望了他们。9月8日晚在黄浦江的游轮上,丹麦客人答应回国后寄一些历史照片和文章来。
10月4日玛丽安计划自费访问南京,笔者退掉了探亲的车票准备在南京接待她。因国庆长假交通繁忙,玛丽安未能买到沪宁间往返车票,便由沪去京。她抵京当晚,笔者所请同事杨亮庆便赶到她下榻的宾馆。玛丽安与笔者通话后,将她从丹麦带来的一张光盘交给杨亮庆,请他转交给笔者。
11月4日,玛丽安在回答笔者提问时说,“我的伯恩哈尔·辛德贝格舅舅去世的时候,(现居美国的、伯恩哈尔同父异母的弟弟)奥尔·辛德贝格舅舅(将这些材料)给了一位远亲。(远亲又将它们给了某博物馆),后来奥尔·辛德贝格和我的母亲(从远亲那儿)取回这些材料,(从此以后)奥尔·辛德贝格是惟一的受益人。”
如果理解无误的话,意味着这些照片的原版及说明现存美国。
想到我们这一代再不抓紧寻找,今后这些史料就有可能湮没,受历史责任感的驱使,从2000年5月到2005年10月笔者为寻找这些照片坚持了五年多,其间一波三折,但最终还是让它们的拷贝在60多年后又回到它们的拍摄地。
“以史为鉴,面向未来”。公布这些新发现的珍贵历史照片及原始说明,并尽可能准确地介绍历史背景,并不是想挑起新的仇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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